—我的导师石毓澍教授

强北平

很久没有和石主任联系了，也不知主任身体怎样？ 不敢贸然打扰，于是写下这些纪念的文字！

我一九八二年考入天津医学院和南开大学合办的八年制医学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学习三年医预科后，转入天津医学院继续五年的医学专业教育。在那个年代，石毓澍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遥远，高不可及；我从未奢想我的生命竟会和石主任联系在一起。

石主任一九四五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医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内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常务编委, 天津医学会会长等等很多学术职务。石主任是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心血管专业人才，天津市很多大医院心脏科主任都出自他的门下。

石主任的个人经历相当传奇。蜚声中外的石家大院和话剧皇帝石挥(石主任的二哥)又让这个显赫的家族颇具神秘色彩。石主任是最早一批海归，其海外留学和家庭背景在文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随后又穿上军装供职中央首长保健。最后回到天津创建天津医学院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和天津心脏病研究所，现仍是天津医大第二医院名誉院长和天津心脏心脏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一九九零年， 我经过八年艰苦的学习终于大学毕业了，马上面临的是毕业分配问题。同学们都使尽全身解数，争取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单位。由于我家在外地，父母一点医学背景都没有，一时不知所措，非常焦虑。这时我想起了做基础实验时生理教研室的张际国老师，张老师是我医学基础课题的指导教师，对我印象很好。我找到张老师，说明了情况。张老师说：“小强你不要着急，我和你一样都是一点背景都没有，全靠自己打拼。我给你写封信，你去二附属找石毓澍教授”。我真的有些惶恐，因为石毓澍的名气太大了，是不是有些太高攀了。就怯生生的问张老师，“我能找到石主任吗？”。张老师的回答我现在还记的非常清楚，“石主任谁都可以去找，随时都可以找到，他永远都在研究所一楼的办公室里学习”。

我拿着张老师的信决定去找石主任。那是个阴雨天，研究所外略显泥泞。在走入那栋建筑之前，我默默祈求上苍，若是老天帮我，就让我进门就见到石主任，否则就别让我找到他。我走入心脏病研究所的大门，找到石主任的办公室。石主任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一位穿白大褂的老医生正在伏案读书。我以前见过石主任，我听过他的讲座。不过面对面站到主任面前，还是有些紧张。石主任非常和蔼可亲，站起来迎接我，问明来意，略作交谈之后。对我说：“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黄体钢教授目前是科里的行政主任”。随后把我领到隔壁的黄主任办公室。那天真是格外的顺利，黄主任也在办公室。问明情况后黄主任让我回去等消息。我并不知道主任们对我的印象怎样，但我对两位主任的印象非常好。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平静的下午，竟是我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我就跨入心脏病了领域，直到今天。

九零年七月份，我顺利地被分配至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做住院医师。心脏科对年轻医生的训练非常严格，首先要在病房，急诊，门诊，心电图室，超声室等轮转3-4年的时间。由于心内科医生经常要做心导管手术，需要一定的外科知识，还须去外科轮转几个月。心内科医生一般都是从医学院毕业直接分配作专科医生，往往大内科基本功不是很扎实。因此，所有的年轻医生还必须去天津总医院大内科轮转一年。天津总医院是天津市最大的综合医院，病人非常多。一年的大内科轮转， 基本弥补了心脏专科医生内科基本功的缺陷。到第五年左右，还需作至少一年的总住院医师。另外，心脏科有一支非常强大的二线主治医师队伍，这些人基本都是跟随石主任多年的研究生和医师，他们将心脏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长期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我感谢上苍能让我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进行临床训练，在二附属心脏科工作的七年，为我今后打下了坚实的心血管临床基础。

石主任为人非常洒脱，工作时大家严肃认真，闲暇时谈笑风声。平常里大家工作很忙，年轻医生们压力都比较大。我最喜欢的就是每周二下午政治学习，学习完报纸以后就可以听主任聊天了。听主任谈早年在法国的事情，回天津后的事情以及在北京的事情。一般人们谈起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事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石主任谈起文革期间的遭遇却是当笑谈，好像在说非常高兴有趣的事情。我想主任的人生理念已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看淡了人生的起伏波澜。有一次听石主任说起在北京当兵的事，觉得非常有趣。石主任应召入伍为首长保健，由于岁数比较大所以是干部待遇，战士编制，说白了石主任还是一个战士。当年虽然没有军衔制，但是干部和战士在服装上还是有区别的。战士的军便服上只有两个兜，而干部有四个兜。人们一般可从军人服装的兜数目判断其身份。每当石主任出去，人们总会很诧异，怎么会有这么老的战士？现在想起来这军服做的的确不厚道，难道战士就不能在上衣口袋放支笔什么的？

石主任精通英语和法语。会英语的人很多，但是精通法语尤其医学法语的人很难找。石主任在法国留学多年，法语功底非常深。记得法国心脏病医生来科里交流时，主任只好自己充当翻译的角色。还拍过一部关于法国医生访问天津的纪录片，旁白还是主任自己完成的。

到科里工作的第二年，我决定考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找到主任谈了自己的想法。石主任说现在年事已高，不准备再招博士生了，而且今年也没有向学校申报招生。不过我可以去医大研究生处问一下是否今年还有剩余的名额，如有的话也许可以补报一下。我马不停蹄地来到医大研究生处。当时的研究生处长于雷老师听完我的原委，说我非常的幸运。申报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剩最后一个名额了。如今天我不来，这个名额就要上交了。我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冥冥之中似有老天的护佑，终于有机会可以攻读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了。

九十年代初时博士招生比较少，一般一年或两年才招一个博士生。我顺利地通过了临床，基础，英语好几个科目的考试，开始攻读心血管内科学博士。由于石教授年事已高而且经常与家人住在澳洲，在为我选定博士课题后，黄体钢教授就承担起指导我完成课题的责任。黄主任是石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我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心脏科的行政主任。黄主任是我见到的最经典的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识渊博，正可谓德高医粹，对病人无微不至，对工作尽心尽力。由于黄主任对我的直接关怀指导，使我的博士课题得以顺利完成。1994年，由于科里急需心导管人才，黄主任亲自把我送到北大一院，请朱国英教授传授我心导管技术。当时黄主任带着我去北京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就觉得像农村的老父亲送子进城上大学一样。

一九九五年四月，石教授从澳洲回到天津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石主任请了十几位国内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我作论文评审，并邀请了北京医科大学的林传骧教授作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七月份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图)

作者1995年7月博士论文答辩后合影。自左至右：张承宗，周金台，石毓澍，林传骧，粱爽霖，黄体钢，强北平

在二附属医院的那些年， 工作和学习承蒙石，黄二位主任的亲自关怀，诸事都比较顺利，我自己也下定了决心好好在科里工作，不辜负主任们的期望。但有一件事就像一个魔咒，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以至于促成我最后的离开。这便是“房子”问题。由于我和妻子家都在外地，双方父母都不可能在天津市区为我们提供住房，而凭我的资历想在医院分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做了件相当出原则的事情。医院新盖了学生宿舍楼，由于当时博士生比较少，当时的教办主任俞绍平老师就给我一个单间住。到现在我都觉得对不住俞老师，我就把家建在了这间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医院领导和二位主任都没有和我正面谈过这个问题。我想医院是拘于主任们的面子，而主任们是看到我实际的困难而保持沉默。我真诚地感谢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网开一面让我度过难关的人们！

占宿舍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存在危机时，事业和精神的追求似乎有些奢侈。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潮正席卷着高校，人们对出国的热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已经不再考虑出国是否对自己合适，只是一味地出国。“房子”的魔咒还在困扰着我，我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看不到希望。我做了人生中最重大，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否正确的决定，我决定出国！也许由于自己太过年轻，缺少经验，只能横向比较人生；也许由于缺乏耐心，再多一点忍耐一切就会改观；但是人生没有假设，一旦走上出国这条路，就身不由己地往前走，没有回头的余地。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接到了比利时鲁汶大学附属Gasthuisberg医院心脏科Ivan De Scheerder 教授的邀请，在心脏病实验室作访问学者。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匆匆登上了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出国潮，我自己从没想过出国。我爱当医生，我爱心脏病专业，我更为能成为石教授的学生而骄傲，我几乎看到了自己医学事业的美好前途；可是我解不开“房子”的魔咒，这竟然是使我离开自己心爱的心血管临床事业的原始动力，没想到这种力量竟如此强大。

当我遥远地离开了心脏科，石教授的形像却格外清晰起来。我仿佛看到了主任的失望， 看到自己辛苦多年付之流水，从前在心脏科工作的一幕一幕就像过电影一样时不时地在眼前浮过。我暗下决心，在国外也一定要从事心血管专业，不能让石教授失望，不能愧对主任的栽培，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在某个讲台再一次向主任汇报我的工作。然而国外生存的压力让很多人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我也经历了数次变迁，每一次工作的变动，石教授的形像总能 浮现在眼前，很幸运每一次我都留在心血管领域，一直工作在心血管研究的前沿。从鲁汶大学城，到多伦多，到纽约，回去再见石教授的梦想从来就没有灭过，只是我不知道这回乡的路竟然这么长，一走就是十几年。

二零零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石主任在澳洲的联系方式，我试着给主任写了一封信，只想告诉他我还在心血管专业工作，只是不想让主任对我十几年杳无音信而过度失望。一个月后竟意外地接到石教授的一封电子邮件。我非常兴奋，终于又和石教授恢复了联系。石教授鼓励我好好工作，并希望我有机会能回去看看，告诉我无论在那里，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长期在国外相对安逸的生活，使我淡忘了远方的朋友，淡忘了故乡。石教授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又一次点出了我的问题，又一次调整我人生的方向。

二零一零年是天津医大二院心脏科建科三十周年纪念，科里要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石教授也要从澳洲回国参加庆典。与石教授的通信联系中，主任希望我也回去参加庆典，希望能在天津见到我。我当然要回去！由于时间仓促竟然一时买不到从多伦多飞往北京的机票，最后取道美国终于在庆典前一天回到了天津。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终于见到了老恩师！从上次答辩到今天再次相见，整整相隔了十五年(图)  。石教授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但精神矍铄，风采依旧。

                    作者2010年7月与石毓澍教授在天津合影

我真诚地感激石教授对我事业上的栽培和人生的指导，为自己事业上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而惭愧，为自己不时走弯路令主任失望而深感内疚；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石教授是我坚定自己专业思想的动力；只要我想飞，无论飞的高还是飞的低，我都感到石主任托起我的力量。因为“你是我翅下的风！”

又有些日子没有石教授的消息了，我在此遥祝石教授身体健康！若是远在澳洲的石主任能看到这篇纪念的文字，便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作者简介：强北平，1990年天津医科大学八年制毕业，获硕士学位。1990年开始在天津医大二院心脏科工作；1995年获博士学位。1997年留学比利时鲁文大学，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Sunnybrook医院Schulich心脏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