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若文

编者语：

在北美，儿童文学的写作与出版竞争激烈，能经得起“大浪淘沙”而获得学术界提名和好评的书，可以说是寥寥无几。2006年圣诞节前，王若文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你猜我在想什么？》在加拿大出版了，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从此，这位从天津走出去的女子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了她的儿童文学创作旅程，迄今为止，她的书全部被加拿大公共图书馆收藏。其中《小火龙》和《藏起来的财宝》被加拿大最高儿童文学权威机构——加拿大儿童图书中心评选为“2008年全国最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共享一个月亮》和《小文》被美国一家文学评论机构 (Midwest Book Reviews) 给予了最高的五颗星。2009年9月加拿大儿童图书中心的季刊书评，将《共享一个月亮》推荐为“加拿大最有收藏价值的卓越作品”。

王若文的作品以“中西合璧”而标新立异。儿童文学界称其“填补了海外华人英文儿童文学中的一项空白”和“为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声音”。 为此，我们特邀请王若文女士写来她的成长故事，让我们看看，童年经历对人一生的成长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抚养我成人的养父

——王栋臣

我1962年出生在天津，是家中五男二女中的第六个。8个月时，我被过继给了妈妈的姐姐，我的姨妈。

养父、养母和比我大17岁的哥哥把我视为掌上明珠，众星捧月地“供着” ，那时我以为地球是围着我转的。我10岁那年，养母和生母先后在一个月内去世，我才获知自己的身世。

我的养父是位思想激进的艺术家。虽然他连小学都没读完，但是他很重视教育。记得儿时，养父哄着我睡觉，他说：“将来你长大了，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就如同中了状元，是贵为国家的人了，大学里连厕所都有热炉子。”当时我只有两三岁，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是我听懂了“大学里的厕所有热炉子” 。因此，我从小就一心想着上大学，为的是“上厕所不再冻屁股”。

我自小爱问问题，养父回答我时从来不用“不”字作开场白。记得幼儿时，我问：“爸爸，你可不可以晚上上房，用渔网抄下一颗星星来，挂在屋里当灯点？”养父说：“可以，但是要用很大、很大的网才行。”随即，他给我讲了，有的星星比地球还大，哪怕是看上去最小的星星，也比屋子大。于是，我的想象四处迸射，在宇宙中翱翔，去得很远很远……这，就是我儿时的幻想启蒙。

养父不但反世俗的潮流，还极具幽默感。他一直管我叫“儿子”, 把我当作男孩儿养，所以，我和男孩儿们打架，和男孩儿们交“哥们儿”。而且，养父从来不让我接触家务活，为此他要承受邻居和亲戚们的“戳脊梁骨”。人们说他没把女儿调教好，将来会嫁不出去。养父却说：“我不会把我女儿培养成任何人的家庭主妇。她不会做饭又怎么样？等她上了大学，毕业后，她可以嫁个厨子。”

养父对我上大学有他的前瞻性见解。1979，在８年的“下放”之后，我家回到了城里。由于城、乡教育程度相差悬殊，入学考试时，我除了中文92分以外，其他科目都近乎“0”，特别是英文。我开始恶补，并且在半年内考上了重点校。在高考前的几个月，我的英文模拟考试分数是10分。养父说：“中国将来是会开放的，学英文将来当翻译、有机会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拿着那张考卷，去找教英文的朱老师，说养父让我考外语学院。朱老师说：“你行。别调皮捣蛋，好好读书，做最后的冲刺。”1981年，我高二毕业，考上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尽管中文是我的真爱，但我还是听从父命，和英文结了半生缘。

养父从不忍心对我说“不”字。记得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要陪着加拿大的外教——安·史密斯到南方旅行，临行前我买了一条短裤。那时，短裤只有男人可以在外面穿，女人只能穿它作内裤。养父看了一眼短裤，犹豫了一下, 委婉地建议说：“短裤不是女孩儿穿的，也许在家里还可以。” 我知道，如果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养父是不会讲这话的，我很在意他的感受，于是将短裤留在了家里。第二天，养父到东站为我们送行，在火车启动时，他递给了我一个牛皮纸袋儿，我打开来一看，纸袋里装着的正是那条短裤。隔着泪眼模糊的视线，我看到了养父对我超出一切的爱。

如果将培养孩子比作盆栽艺术的话，养父对我的“溺爱”、 “放纵”和“任其自由发展”，为我一生健康地成长和个性的形成创造了空间——一个与社会影响和外界压力绝缘的“真空”，使我和我的内心世界未经现实打磨，未被岁月削弱。这便成了我后来创作儿童文学的资本。

1985年毕业后，我留学加拿大。遥远的思念及无限的牵挂，令养父在半年内瘦了差不多30斤。1986年，我和麦克结婚后，终于接养父来加拿大与我们共同生活。养父更是我的精神支柱，尽管他不懂英语，又上了年纪，很少明白我在事业上做什么，但是他以爱和行动告诉我：无论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都一样为我感到骄傲。不过，他认为我有写作的天分，希望我成为作家，我也就顺者为孝，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我为养父写了《藏起来的财宝》，在他病危前，我将刚出的书及时带到了医院，让他看到了他最后一个愿望的最终实现。2007年4月8日，养父去世了，享年87岁。

重塑我人生的义母

——安·史密斯

1984年的一天，我和同学在校园门口看见一位金发碧眼、蹬着自行车的外国人，样子健壮得像个猿猴，但是，又好像是个女的。大家好奇地议论：“哪来的？”“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 “教哪班的？” “还不知道。”——她就是我的英语老师、后来的义母，我叫她安。

一天，安病了，住进了医院。我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她都需要什么，她说什么个人用品都没带着，还以为医院什么都有。她更需要有人为她做翻译，她吵嚷着要回去工作：“中国人付我一个月600元人民币，是中国教授工资的10倍。我得拼命干，不能躺在这里拿钱。”后来，我到了加拿大后才知道，当时的600元人民币兑换成加元，在加拿大才够她付一个月水费的。

安出院了，我也就“卸任”了。一天，安晨跑时遇见了我：“怎么不见你了？”我很纳闷：“你还需要什么？”她说：“你得让我报答你，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她想了一会儿，眼睛一亮说：“你需要洗澡! 你可以每个星期来用我的浴盆洗澡。”这可太稀罕了! 当时学院里一个月才发两张澡票，拒绝这么好的事是傻瓜!记得第一次洗澡时，我着着实实地泡了一个多小时，安在外面取笑我，喊道：“你淹死了吗？”我们的母女情就是这么开始的。

在安眼里，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无法无天的、不守社会规范的孩子。她说：“我真不相信在中国的社会里会出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你使我想起我自己的4个女儿，现在你是第五个，你是上帝为我准备的。”安对养父提出来把我带走：“若文的直言不讳、说话不经大脑和性格的宁折不弯更适于在西方社会发展。你让我带她出去，给她一个发展的空间。” 安向学院申请，学院说：“王若文并不是最好的学生。” 安说： “我对最好的完美学生没兴趣。” 安认为我是一块多有瑕疵的原玉，需要很多雕琢和打磨。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母亲，她自信能雕琢出精品。

我原计划去澳大利亚，因为前一位外教为我申请了去澳大利亚的奖学金。我说我没有奖学金去加拿大，安说：“我们不用奖学金，我是有钱人。你在加拿大有个家。”因为她曾说过她在国外是个中学教师，当时我想：中学教师一般的工资也就３０多块钱，也算有钱人？

来到了多伦多，我才知道，在城里，她有一座顶级的豪华公寓，外面有两道保安、门卫，家里有葡籍女佣；在郊外，她拥有一座湖中岛，岛上建有两座度假别墅，她还有好几条船。我的意识立刻转弯180度：“噢，加拿大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一次安的一位同事对我讲：“你真不知自己有多幸运，掉进了名门望族都不知道。”(自安的爷爷那辈起，她家在加拿大和美国拥有两个老字号的高档连锁百货公司。）

我后来结识了几个加拿大朋友，才看到普通加拿大人的生活。以后又遇到了几个中国留学生，才知道我一个月的零用钱比他们的生活费都多。留学生们都在外面打工，生活特别节俭。他们对我的羡慕，令我万分羞愧，他们的独立，使我有了危机感: 我就要变成个废物!我一定要从家里挣脱出来，后来，一位女友向安保证她会照顾我，我也保证两个月后，女友回国，我就再搬回家。我搬进了女友楼下的小黑屋，尽管义母每月都给我富足的生活费、要我每周回家洗衣服，我还是课余时间去打工，拖着脏衣服去街上的洗衣房。见到一个流浪汉只穿着一条裤衩在等洗衣机里的裤子，我开怀大笑——这才是生活。我再也不要回到义母那里去了，安拿我没办法，但是她说：“我很佩服你。”

我考进了多伦多大学的教育学院, 1988年毕业后，我进一步修得英文语言教学专家的资格，然后，女继母业，在多伦多教育局从事高中英文教学。后来，我也参加了中文的教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大纲的翻新。这些经历和经验都为我实现将来的理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希望能帮助国内改善中、英文教学材料。安说：“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你为中国的教育作出贡献。那将是你对我最好的报答。”

在我的心目中，安就是我的母亲。安在行使母亲的权力的时候非常的“中国”：在我26岁生日之前，安问我希望得到什么生日礼物，我说：“一套双人床床单。” 因为我和麦克将在5月份结婚，安非常喜欢麦克。但是，两个月以后我和麦克吵了架，我告诉安说不结婚了。 “什么？” 安两手叉腰，站在客厅中间说：“我刚买了一套新床单，花了我250元，你现在又告诉我你不结婚了？ 没门儿!”

如今，安仍然跟我说：“幸亏麦克娶了你。 他是个大好人， 否则，谁会要你？你爸爸把你都宠坏了。” “与麦克结婚，你捡了个便宜，你很划算。” 如果反过来说，麦克娶了我，可是亏大了。还好，幸亏这笔交易不许退货。

助我成器的丈夫

——麦克

养父来加拿大探亲，我带他到男装店买衣服，第一次遇到麦克。麦克40多岁，身着合体的西装，看上去蛮精神的，原来他曾参加过越战。麦克问我：“挺美的小姑娘，怎么不穿漂亮点儿呀。”我心不在焉地说：“没人看我。”他又追问：“这么大了，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我实话实说：“没人要我。”过了一会儿，我忽然间醒过味儿来，就去找他问：“你是不是想约我出去呀?”麦克吓了一跳，支吾着搪塞：“今天是中秋，我要去亲戚家。周末吧。”周六，我穿好了衣服，等麦克的电话，6点了，他快下班了，我打去了电话：“你不是说今天带我出去吗？” 麦克才知道我实心眼儿，当真了。他来接我，还拽上了另外一个朋友!

那时我才26岁，没想跟谁结婚而从此交代了一生。我毫不隐晦这一点，没把握的人是不敢娶我的，麦克说：“我属羊，你属虎，我算是送羊入虎口，没什么患得患失的，咱们走着瞧吧。”我和麦克将两个铺盖卷拼在一起就结婚了。麦克性格沉稳、待人真诚，日子久了，我从他那里学会很多做人的道理。

麦克对人多是理解和尊重，很少期望和要求。他在公司是个好老板，在家是个好丈夫。有一次，唐人街卖鱼的老伯问他：“怎么整天见你下了班，还穿着西装买菜？你老婆在家干什么？”麦克照实说：“我老婆不会做家务。”老伯一听把眼一瞪：“你早说话呀!不会干活儿的女人是废的。我女儿什么都会干，还没嫁出去呢。”

不久前，我们搬进了新的家，宽大的厨房里有三个水池，我突然心血来潮，志愿为一家人洗碗，于是无意中获得了一个新发现：“哎，我中午刚洗净、收好的碗，怎么晚上又都跑出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洗碗这个工作，不但枯燥无聊，而且反复循环，永远做下去也没有成就感。此时，我才体会到麦克平日里为我的付出。麦克说：“如果你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家务上，你还写什么儿童文学呀。” 由此可见，我的“功勋章” 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20多年过去了，每一天我都听到麦克那句由衷的“老婆，我很爱你”。无论是早上为我递上第一杯咖啡，还是晚上端上来可口的晚餐，还是为我出席作者签名会烫好衣服。人们不禁猜想，为什么麦克当初敢娶这个肆意无羁的“疯”女孩儿为妻，又是什么使他至今仍然疯狂地爱着。对此，我想麦克大概会说：“因为她永远变化莫测。”

我不喜欢墨守成规的人生。虽然当教师是一个高薪、高福利和有保障的工作，而且我很喜欢教学，但是１０年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我想尝试未曾做过的事。我开始经营企业，就钱而论，做得不错，但１０年后，我便又要寻找新的兴趣。对我来说，生活好比是章节小说，我们必须翻阅下一页。现在，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篇章 ——文学创作和出版，我很好奇生活的下一页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教师+母亲

——我为孩子们写书

做了母亲以后，我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启蒙教育。我为儿子和女儿买了7000多本儿童书。我发现幼儿喜欢简单、重复的字、句。这样的书通常朗朗上口，有助于语言的巩固。但是，字、句浅显的优秀读物不多，因为字数越有限，故事越难写。我还发现，市面上的儿童读物多得铺天盖地，但是孩子喜欢的、富有幽默感的书很少；大人注重的，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都出色的书更少。于是，我决定亲自操笔“干涉”儿童文学。

最初，我的故事多是取材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儿子凯文和女儿梁彬。

举个例子：一天晚上，梁彬突然问凯文：“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凯文说：“不知道。那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你猜我在想什么？》的灵感就是从这来的。这本书用的是简单的字、重复的词以及循序渐进的句子，侧重于幼儿的英文语言学习和巩固。

后来，孩子们大了，需要写读书报告。家长们反映：他们给孩子买了很多关于“如何写好读书报告”的参考书，但是孩子们不看。凯文说：“参考书读起来就像啃干面包，枯燥无味。你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一本小孩子爱看的小说儿？”于是，我写了以凯文为主角的短篇小说——《我的鬼作家》：一个叫凯文的小男孩不喜欢读书，更为写读书报告为难。他最喜欢的舅舅说他自己也不喜欢读书，但是喜欢讲鬼故事。舅舅说他租住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位“鬼”租客，名叫马克·吐温，是已故的美国著名作家。舅舅说马克·吐温死后的工作是充当全职“鬼笔”——受雇代名人写自传和演讲稿。凯文灵机一动，便托舅舅雇马克·吐温帮他写读书报告，舅舅说：“没问题，但是马克·吐温９９年前就死了，他没读过你手里这本新书，你得给他提供必要的材料。首先，你得把故事的简介告诉他……”为了给这位著名作家留下好印象，凯文认真地读书、仔细地整理材料，结果，一篇精彩的读书报告出落成了，还是凯文自己写的。这本书的情节曲折，构思巧妙，语言幽默，可谓妙趣横生。但是暗中潜伏着教授如何写好读书报告的三大关键要素。孩子们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但欣赏这个故事本身，还会像凯文一样，不知不觉地掌握了如何写读书报告的三大要素。